行为艺术: 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由个人或群体行为构成的艺术

虽说理论上行为艺术可以包含一些相对而言更为主流的活动，比如：杂耍、喷火、体操、杂技等，以及戏剧、舞蹈、音乐等，但这些一般归为表演艺术。行为艺术通常仅指视觉艺术范畴中前卫派（avant-garde）或觀念藝術的一种。

 

现在意义上的行为艺术，最初是在20世纪60年代根据艺术家维托·阿肯锡（Vito Acconci）、赫尔曼·尼特西（Hermann Nitsch）、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和艾伦·卡普洛（Allan Kaprow）等人的作品来定义的。上述艺术家创造了“事件”这一概念。西方文化理论家一般认为，行为艺术活动可追溯到20世纪初，比如达达主义——主要艺术家包括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和理查德·胡森贝克（Richard Huelsenbeck）——一般被认为是非传统诗歌艺术的主要起源。然而，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已有艺术家进行公众表演，这可以说是现代行为艺术的先驱。行为艺术并非仅在欧洲发源，在亚洲、拉丁美洲、第三世界、以及土著部落中都可找到行为艺术家。

在其作品《行为艺术：从未来派到现代派》（Performance Art: From Futurism to the Present）中，行为艺术学者罗斯李·哥德堡（RoseLee Goldberg）如是说：

特定的环境和含义为依托而进行艺术创造活动的艺术形态。行为艺术相较于架上绘画、传统雕塑等艺术注重艺术行为的结果留存而言，它更是强调、注重艺术家的行为过程意义，是典型的具有表演性特征的过程艺术形态。作为行为艺术家，大多坚信——艺术家个人的艺术创造自由。

其次，艺术泛化性特征。行为艺术家以自己特有的艺术创造行为过程展示，把传统艺术从高不可攀的、精英文化高度的神圣殿堂，摆放到了普通观众心目中的“不过如此”的“平淡”状态。尤其在有的作品中，还请一般观众参与，这就更消解了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了观者对艺术创造行为的认同感，同时，行为艺术强调的是行为过程，这在客观上，就把艺术注重行为结果的单一视域拓展到了充分认识、注重艺术行为过程的领域。从而有助于人们完整地认识人类艺术整体行为的，合乎艺术规律性和目的性的发展运动。最后，行为艺术具有平凡中的艺术深刻性特征。即是说，行为艺术是行为艺术家“有意味的”行为过程展示艺术。我们讲行为艺术打破了“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与生活”的传统界线，行为艺术家曾邀请观众参与到其具体作品中去共同创造艺术作品。

行为艺术包含以下流派：身体艺术（body art）、激浪艺术（Fluxus）、动作诗（action poetry）、以及互动媒体（intermedia）等。有些艺术家——比如“维也纳行动艺术者”（Viennese actionists）和“新达达主义者”（neo-Dadaists）——更倾向于使用诸如“現場藝術”（live art）、“行動藝術”（action art）、“介入品”（intervention）或“演习”（manoeuvre）等术语来描述他们的活动。

中国的行为艺术是中国艺术现代化进程中向西方拿来的一种艺术形式，从1985年至1989年的新潮美术时期它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宋永平、宋永红兄弟的“一个场景的体验”、丁乙等人的“街头布雕”等具有行为展演倾向的艺术活动，普遍采用包扎或自虐的方式，这与80年代年轻艺术家企图通过反文明、反艺术的手段来求得精神自由的价值取向有关，透露出对“文革”、对精神压抑的反抗，表达了艺术家寻求思想解放的时代愿望。

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式上出现的李山的“洗脚”、吴山专的“卖虾”、王德仁的“抛洒避孕套”，以及大同大张等的“三个白衣人”若干行为艺术代表着中国行为艺术正式进入公众视线。并于其后的90年代中期逐渐形成一个新的高潮。这一时期的代表有东村的张洹、马六明等。至90年代末，2000年初，发展成为一种波及影响全社会的先锋艺术形式。这一时期的中国行为艺术家广泛受到英国YBA青年前卫艺术家”感性“展所体现出来的震惊美学影响，出现了一种颇为刺激的暴力化倾向。突出的例子是朱昱的”吃死婴与吴高钟的“五月二十八日诞辰”等。但也有少量艺术家针对中国处于变化中的社会现实，把相对传统的圈子化个体表演引向公共场所，为行为艺术注入了一种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参与性与介入特征。这一趋势的代表性作品有朱发东的“寻人启事、“此人出售，与”高氏兄弟的“拥抱”、”与无家可归者共餐“等。这不仅意味着行为艺术在中国成为一种被普遍关注和接受的一种艺术形式，同时显示出中国行为艺术家对于既有行为艺术方式的一种突破性探索精神。

2013年，中央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葛宇路利用自己的名字，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百子湾南一路悬挂了葛宇路的路牌，作为一种艺术设计，以期望引发名字与个人的关系的思考。但此后“葛宇路”的名称逐渐被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等网络地图服务认可为路名，引发了对地名管理部门失职的争议。

2016-2017年，马玉江用一年時間，夜晚在24小时麦当劳，搜集無家可歸的人的用餐单据（他们怕被赶走，象征性地买一点食物，单据比正常人的短）。马玉江把单据的重量称出来，就像他们生命的重量。以此来反应香港贫富差距、无家可归的社会问题。

2018年这件事一经展览，引起大量媒体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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