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是先秦時期诸子百家之一,也是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六家之一。古代名家「辩者」以严谨逻辑思想而闻名。名家在中国开创了逻辑思想探究,包括对思想中最基本的元素 “实”与“名”和各命题关系的诠释,著名的命题包括「白马非马」、「堅白石」、「合同异」等,著名人物有鄧析、公孫龍、宋钘、尹文、惠施等人。
名家系列條目 |
名家論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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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坚白、合同異、白馬非馬 |
名家人物 |
公孫龍、惠施、鄧析、宋鈃 |
名家典籍 |
《公孫龍子》、《鄧析子》 《尹文子》 |
相關條目 |
諸子百家、稷下學宮 |
名辯之學雖然是因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為論辯之必要而興起的。然而名家對於名學的研究,與諸子相較就有了變化。名家學者首先將「語言」與「事實」分離開來,讓語言變成純粹運思的符號。接著,又任意挪移這些符號,有意識的違反語言約定俗成的內涵與外延,使得變異的語言本身就變成哲理思辯的內容。也就是說,在名家學者的思想裡,語言不再只是思辯用的工具,而是思辯的主要對象。
在語言與事實分離之後,惠施藉由瓦解語言與事實之間的確定關係,從而消解語言認知和經驗知識帶給人們的固執,並理解相對的視角。當萬事萬物皆不存在絕對的分別時,就能到達天地一體的境界。
而公孫龍則更偏向純粹的語言分析,將用於描述事實、感覺、性質的語言一一分離。世界的萬事萬物都分析成感覺要素之後,就可以得知真實世界都是拼湊各種感知而成的。因此,只有語言的呈現才能讓事物真實的存在,而現象世界中的萬物卻都是虛幻的。
在先秦時期,並無「名家」的稱呼,先秦諸子的著作當中多半稱其為辯者。如《莊子‧天地篇》「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天下篇〉:「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到了漢代始見名家之稱。司馬遷之父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說:「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漢書‧藝文志》採劉歆《七略》說法,則云:「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對於此一命名,後世有些學者持反對之見。著名的如胡適認為:「家家皆有名學(邏輯學),所以沒有什麼名家,不過墨家的後進如公孫龍之流,在這一方面,研究的比較高深一些罷了。不料到了漢代,學者如司馬談、劉向、劉歆、班固之流……凡有他們不能懂的學說都稱為『名家』……。」
關於名家的起源,《漢書‧藝文志》引用劉歆《七略》的說法,認為出於禮官,因為古代依照名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禮儀要遵循,因此禮官會特別擅長於辨別名位之事,成為後代名家的來源。
另有一說認為名家系出於墨家之後,如晉代魯勝在注《墨辯》時,就認為惠施、公孫龍是祖述墨家辯論之學,甚至考證出他們屬於「相里氏」這一系的墨家流派。然而,也有學者認為惠施、公孫龍的觀點與《墨辯》恰恰相反,因此不同意這一類的看法。
先秦名學到了秦始皇滅亡六國就難以發展,其原因可以分為以下幾項:
鄧析(前545年 —前501年),中國春秋時代末年鄭國人,與政治家子產同時,名家思想之创先者,著有《鄧析子》二篇,已散佚,今傳者一般認為是後世偽託之作。中國秦漢以來政治专权,重人文,輕自然,名辯之學窮極事理,卻招致諸多批評,荀子曾將鄧析與惠施並列進行批評,認為他們同是「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之徒。
惠施,(约前370年-前310年)戰國時期宋國人,與莊子同時,著有《惠子》一篇,已散佚。《莊子》之中保有大量惠施的言談與學說,著名的有〈天下篇〉的「歷物十事」,〈秋水篇〉的「濠梁之辯」等等。
尹文(前360年-前280年),中國戰國時期人,著有《尹文子》。《尹文子》序稱其在齊宣王時,於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皆為公孫龍的學生;但是《漢書‧藝文志》卻說「先公孫龍」。《呂氏春秋》則有其遊說齊湣王的記載。
尹文的思想出於名家,但是也雜揉了老子、莊子、申不害、韓非子的學說,可以說是自道家至名家,再自名家而至法家。這種現象反映戰國初期,由宗法封建過渡到法治專制的政治社會的思想。但由於尹文思想本身的複雜性,有些近代學者不再沿襲班固的分類,而對其學派歸屬有了不同意見:有的認為是稷下黃老道家三派之一、有的認為是墨家,或有直接列入雜家的。
《尹文子》一書的真偽也歷經許多討論,20世紀初期有些學者據認為今本的《尹文子》全係偽託之作,但在1970到80年代間,已有學者認為書中材料在研究尹文思想時,大抵是可信的;90年代以後,偽書之說更受到全面的批駁。
宋鈃,~前300年,又作宋牼、宋榮子,中國戰國時代人,約與孟軻、尹文、彭蒙、慎到同時,曾游於稷下。著有《宋子》十八篇。
宋鈃的學說流派歸類,自古以來眾說紛紜。《漢書‧藝文志》歸入小說家,又說「其言黃、老意」則視同道家;荀子將墨翟、宋鈃並稱。不過,今人多依《莊子‧天下篇》將宋鈃與尹文並稱之言,將兩人的思想並稱為「宋尹學派」。
公孫龍(前320年-前250年),戰國時期趙國人,曾經做過平原君的門客。著有《公孫龍子》14篇,目前只殘留6篇,共一卷。最著名的即〈白馬論〉與〈堅白論〉,其中提出了「白馬非馬」和「堅白石」等論點。
先秦諸子與名家或迭有爭辯、或有所批評,錄於其作中。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學說當中也吸取了名家與墨家的認知心和邏輯方法,但是他卻用這些方法,對名家與墨家都展開批評。
荀子評名家:「不法先王,不是禮儀,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
有些研究指出,荀子認為學術必須為政治、道德服務,而對於名家熱烈研究「堅白」、「同異」、「有厚無厚」等自然科學問題,荀子認為這是以人的認知能力,是不可能求盡的。所以他批評名家是「愚者、妄人」,認為君子不應該去追求這類知識,而要由「格物致知」轉向「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之道。
也有學者指出,由於荀子學說中的「名實」與公孫龍的「名實」有別:
在「名實」觀點不同之下,荀子便以自己的名實觀批評公孫龍的「以實正名」是「以名亂實」。
另外,也有人認為荀子在批評名家時是站在政治的立場,以統治者而非哲學家的觀點討論名家問題。荀子認為制名是統治者的重要任務,而名家的詭論會威脅到這個系統,統治者對其學說不必研究,應該予以壓制。
名家強調純粹的語言邏輯,因此,道家中莊子一系對於語言採取懷疑而蔑視的態度。就像《莊子‧秋水》篇認為能用語言來論說的,都是「物之粗也」。在追尋道的過程,語言也只是一項工具而非目的。對於將語言當成思想的名家,自然不是道家所追求的。所以,即使名家中惠施對知識語言的看法與莊子頗為接近,但是莊子仍然批評他是「逐物而不返,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
《墨子》一書中,有〈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六篇,通常合稱為《墨經》,是後期墨家通過邏輯的方式,反駁名家辯論的著作。
對於惠施的「合同異」之說,墨者認為這其中的「同」字必須分別為「重、體、合、類」四種,而「類同」為真的命題,不能據以推論出「體同」的命題也為真。惠施的謬誤,是出自於文字的歧義。
而對公孫龍的「堅白石」之說,墨者以現實世界的堅白石為據,認為堅、白同時存在於石中,不會互相排斥,反對公孫龍的論點。
名家重視邏輯思辨,是智慧的基础,可惜不為東周各大學派所容,尤其不為只重狭义心性的儒者接受。但有助中國數學的发展、对西方邏輯和印度因明學也有實際的重疊範圍,這對天文曆法與建築是有實際幫助的。
有说名家和禮官有关,那麼《禮經》當中與名家相關的記載便是其中的數學問題。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形成数学的九个分支-九数:郑玄引《周礼注》:“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军输、方程、盈不足、旁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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